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

　　唐玄宗开元和天宝年间（713年-756年）是唐朝国力最强，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也最繁荣的时期。

　　唐朝在吐鲁番盆地设置西州，治所高昌城，城里各类商行遍布街市，各色人等摩肩接踵，他们将金银器、香料、良马、丝绸与瓷器等商品载运而来，互通有无，俨然成为东西方物资交流、商业贸易的中心。

　　近1300年前，一位名叫氾 （fàn）惟表的唐代基层小吏出现在一份文书中，记录了他身为西州市丞的一天日程。这份《唐天宝二年（743）八月交河郡市司牒（市估案）》的文书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

　　近日，记者跟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新疆文物保护利用成果主题宣传活动，实地踏访高昌故城。在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的讲述下，跟随那位基层小吏走进西域繁华都城。

　　高昌城秩序井然

　　大家好，我叫氾惟表，是大唐高昌城里的一名小吏。

　　提起高昌城，我不得不介绍一下。它位于现在的吐鲁番市东30余公里的二堡乡，是那时东天山南麓的第一大中心城镇，它分为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城外还有护城河。

　　《旧唐书·高昌传》描述侯君集攻打高昌城时，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命士卒填其隍堑，发抛车以攻之。又为十丈高楼，俯视城内，有行人及飞石所中处，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所谓“隍堑”就是护城河。

　　提起护城河，还有一段趣事。

　　每年3月，高昌城里的居民都要利用护城河里的水去灌溉麦田和葡萄地。在城南边的一段护城河旁，一群居民因为利用河水浇地之事发生了争执，从早上到中午，一直僵持着。后来，德高望重的董思举老人来了，他在河边立一个水牌，按既定的次序和规定的时间进行灌溉，一场用水浇地的纷争才平息下来，不得不赞叹老百姓的智慧。

　　高昌城里被划分为了若干区，通称为坊，这就是老百姓居住的地方，要想做生意，就得去城的东南和西南，那里才能开店做买卖，被称为市，集中行业经营。

　　我的工作单位叫市司，就在高昌城的南边。那时，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才能设置市场或市署，派置市令、市丞、录事等官员，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包括各种交易，避免违法之事，同时还负责记录市场上各类商品交易价格的职责，和今天市场监管局职责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的职位就是市丞。你们或许好奇，市丞到底是管啥的？

　　我的上司是市令，我的下属包括多个“录事”，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管理市场贸易的二把手，辅佐市令。

　　巡视市场评估物价

　　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八月三日那天，天气格外炎热。因为前一天的工作没做完，天刚朦朦亮，我就来到州府办公。结果得知上司市令不在，我叹了口气，这意味着今天的工作更多了。

　　我首先查看了最近商品交易的物价，然后处理公文，忙碌得连水都顾不上喝，就听到了报时的鼓声传来：坏了，开市时间到了。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人肯定知道，那时，城内每天的市场贸易，都有官府人员进行监管，统一给出信号，提醒大家该消费了、该收摊回家了。

　　《唐六典》就曾记载：“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意思是说到了开市的时候，击鼓三百声作为开市的信号，表示可以摆出商品进行买卖了，到了该闭市时，也要击征三百声，提醒大家该收摊回家休息了。

　　话不多说，我出了州府就赶往市场，门外早已挤满了不同服饰的各路商人牵着满载货物的骆驼，我示意手下人击鼓三百，宣布正式开市。

　　高昌城里的集市极为热闹，从绫罗绸缎、脂粉首饰，到刀枪鞍马、古籍书肆，无论餐饮住宿，还是药铺柜坊（存放钱币的机构），哪怕是出售丧葬物品的凶肆，都能找到。总之是商贾云集，应有尽有，可以说是世界商品贸易的集散地。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穿行在热闹的集市上，我用不太熟练的粟特语和迎面碰见的中亚商人打着招呼，那时整个唐朝都充满着“国际范儿”，事实上，不仅是高昌城，即使是长安和洛阳，粟特商人都很常见，他们沿着古丝绸之路带去能歌善舞的“胡姬”，也带去了胡服、胡帽、胡旋舞等时尚风。

　　按照唐律规定，市司每十天要定期对市场上的物价进行评估，并按照质量好坏定为上、中、下三种价格，评估物价就是我巡视集市最重要的任务。

　　我走进了一家布行，店主告诉我，近来“常州布”比较畅销，质量好的一端（表布帛数量，古代布帛二端相向卷，合为一匹，一端为半匹，其长度相当于二丈，也就是6米多）可以卖到500文，中等的490文，差一些的480文；果子行的葡萄干也深受中原商人的青睐，一升可以卖到17文、16文和15文不等。

　　这价格让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要知道，那时的常州丝织物闻名天下，从江南水乡运到西域历经千里，实属不易，卖得贵些也是正常。而中原的商人购入葡萄干后，也会经由长安运到全国各地，小赚一笔。

　　客商往来需要“通行证”

　　不过，客商们要想往来于西域与长安并不容易。

　　当时做生意的手续比较麻烦。唐律规定，老百姓只要离开本县本州，无论原因都必须持有过所才能出入关津。对国内人员来说，过所相当于身份证+通行证，对外国人来说，则相当于护照。

　　《石染典过所》就记载了西州商人石染典办理过所的过程。

　　在高昌城的市场上，石染典用十八匹大练从康思礼手里买了一匹六岁的马。半个多月后，他向西州官衙提出了去伊州（今新疆哈密）做买卖的申请，两天后过所办了下来，他带着三个家奴、十头驴一匹马和一头骡子，才顺利出发了，每到一州，都需要去找相应的官员办理过所。这些官员们不但要查阅商队身份，还要查验所携带的牲口数量，马匹等在管制范围内的货物必须提供相关的买卖合同以确保来路正常。

　　《石染典过所》上就有朱印五处，首印为“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间三印为“沙州之印”，结尾处为“伊州之印”。由此可以看出石染典当年的行程，他先是携带安西都护府颁发的过所，从安西到瓜州经商，后又请求瓜州都督府颁发回安西的过所，途中经过了铁门关。

　　就算是大名鼎鼎的玄奘，如果没有过所，也会被定为“偷渡”。其实，石染典还不算是行程最远的，有的商人要一直走到长安、福州，那是数倍于石染典的漫漫长路。

　　后来，我翻阅前任官员记录在案的文书时，发现石染典曾多次购买马匹，这意味着他在不断扩充他商队的规模。像石染典这类行商及其他大大小小商队的来回穿梭、辛勤劳作，造就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繁荣。

　　南来北往的客商赶着运货的骆驼、马匹，在高昌城中云集交流，那一番盛景我念念不忘。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