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沟位于乌鲁木齐北京路的南端，有一处公交站点，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会驻足，看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看路人行色匆匆，车辆川流不息，目送一辆辆公交车在站点里进出，这是物理的站点，在岁月的长河中，这里也曾一群人的成长站点。 

　　那年冬天，我穿过长长的北京路，在大寨沟车站遇到一群正在铲雪的新战士，被汽车辗压一夜的积雪在他们整齐一致的动作面前，快速迸裂，露出黑色的柏油路面。

　　我问其中一个大个子：这里是新兵连吗？

　　正在低头铲雪的战士被我冷不丁的问话吓了一跳，随即停下手里卷刃的铁锹，上下打量着我。他脸颊通红，棉帽子大幅后倾，饱满的额头上泌出细细的汗珠，嘴里喷出的热气在眉毛、眼睫毛和帽墙上凝结成了白霜，像长了白胡子、白眉毛的老人。

　　“我是来报到的”！我向他自我介绍。

　　接兵干部把我送到马路对面后，就忙着赶往下一个单位了。于是，出门在外我决定多问一句。

　　“兄弟，咋来的？”他看着我的背包，边问边朝北京路两头看了看。

　　此时北京路上全是当兵的，他们将铁锹扫把舞得虎虎生风，或铲或剁或推，叮当之声震耳欲聋，路面像一幅国际像棋棋盘，黑白界线交错相间，整齐而又规则。

　　“谢兴旺，你和谁谝闲传呢？”一个陕西口音的老兵冲这边大喊。

　　“班长，我们班来新同志啦！”谢兴旺听闻，转身大声回应。

　　老兵的棉帽子拎在手里，头顶升起阵阵白气，头发与眉毛上结的白霜更厚更多，膝盖以下的裤脚早已湿透并冻硬，走路时相互碰撞发出咔咔的声响，大头皮鞋上已让迸溅残雪完全覆盖，已辨认不出原来的颜色。

　　他叫陶明刚，也是我后来的新兵班长。

　　大寨沟成为我军旅生涯的第一站。

　　从这里出发，我们去河滩路扫过雪，去红光山种过树；从这里出发，我们去小西沟的田野里踢过球，去葛家沟参加过夜训；从这里出发，我走进考场，迈进军校大门，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如今大寨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营房旁边那个卖馕的小平房已被“京都小区”取代，原来踢球的麦田已经屹立起高高的火矩大厦，自动清雪车如雁队飞翔般驶过，留下漆黑的路面。

　　地铁1号线贯通北京路，取代了以前的大通道公交车，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出行也更加便捷舒适。大寨沟站没变，还叫以前的大寨沟站，大寨沟站又变了，从公交站变成了地铁站。

　　去年9月，我被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惊醒，对任何陌生电话我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显示归属地兰州的号码不厌其烦地响了一遍又一遍。 我狠狠地按下接听键，未等对方开口就是一顿输出。末了，对方回了一句：我找你很久了，只是想回乌鲁木齐看看，去大寨沟看看！

　　我鄂然，惊诧于他的执着冷静，惊诧于他对我，对大寨沟这个站名的熟悉。细聊之下，方知他曾在燕尔窝工作，后来回到甘肃平凉安家立业，他仅在入伍和退伍时到过大寨沟，虽然从燕尔窝到大寨沟两地之间并不远，他却始终没有机会在大寨沟站从容地停下来，细细地品味这座为之守护和建设的美丽边城。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跟他说“毛驴子”大厦的喧嚣热闹已成为过去，大寨沟建成了综合体引进了好家乡超市，通了地铁；说他在红雁池、红光山和雅玛里克山植的树都已经成材了，有的开辟成景区能供旅客纳凉欣赏，当初洒下的汗水付出的劳动没有白咔浪费！听我说到这里，他打断了我：

　　“就冲你这句话，当初握钢钎抡大锤，手上的血泡算没白磨，这辈子值了！”

　　那年星星峡施工，他所负责的点位上有一处始终挖不动，就连炸药也是一炸一个白点，眼看着别人每天100米200米的向前推进，他带着几个人疯了一样，钢钎大锤抡了一天一夜才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吃饭时他们几个人的手都蜷缩着，手指既握不拢也张不开，吃饭端碗碗掉，拿筷子筷子掉。后来将双手泡在热水里才得到缓解，可是他们手掌上磨出的老茧、破掉又结痂的血泡也都泡软了，第二天再干活时就遭了老鼻子罪。

　　他对自己不多的在大寨沟办事的过程也历历在目，那个撑伞等车的红衣女孩孤单背影令他至今难忘，大寨沟的下一站是哪里也曾令他神往，已经建成的自治区图书馆现在是什么样子？他打电话给我，就是想让我带他再回大寨沟看看！

　　大寨沟站，不是公交车的起点更不是终点，可于他们而言，却是青春的起点。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满心欢喜在这里下车，学会了独立坚强和成长；走时，这里已成为他们人生重要站点，依依不舍的挥泪告别，背起行囊又奔赴另一片山海。每次出门前他们都会趴在地图上看很多遍，熟记1路、2路、101路公交车大寨沟站周围建筑，如果坐过站了，或者没到站就下来，又该怎么返回单位。

　　一个人的一生，总有许多人或者事令人难以忘怀，总有许多记忆镌刻于灵魂深处，那些只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在岁月飘散之后，已是物是人非，只有大寨沟车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只有大寨沟车站默默伫立在那里，等待有人来拼凑一些关于与岁月和青春有关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