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阿迪力·阿布力孜

　　在十二生肖中，猴、鸡、狗、猪、鼠、牛、虎、兔、蛇、马、羊等十二种动物是自然界中十分活跃的动物，有的与我们朝夕相处，有的出没于森林、荒野，只有龙在自然界中难觅踪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龙的解释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从考古发现的资料和传世艺术作品来看，龙的形象十分独特，集虎头、蛇身、鹰爪、鱼鳞、鱼须、鹿角于一身，散发出神秘而令人生畏的气息。龙虽然是不存在的生命实体，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数千年，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龙的种类很多。《广雅》载：“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对于龙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看法，至今还是不解之谜。有人说起源于猪，1971年春，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了一件龙形玉器，有5000年的历史。这件玉龙由碧绿的岩玉琢磨而成，身体曲卷成“C”形字样，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显著的猪的特征。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蛇，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女娲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他们分别是以龙蛇为图腾的两个部落，据说后来两族联姻，也就龙蛇不分了。在河南、江苏、山东、四川等地出土的许多汉代画像石上，刻画着伏羲女娲人首蛇身蛇尾相交的形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也发现了许多有伏羲女娲形象的文物，伏羲女娲被画在绢、麻布上，他们蛇身蜿蜒相交，其艺术风格与之前出土画像石上的龙十分相似，至今人们将十二生肖中的蛇称为“小龙”，说明龙蛇之间有渊源关系。此外，还有龙起源于马，起源于鳄鱼，起源于蜥蜴，甚至起源于雷电等多种说法。

　　龙的形象至少在汉代已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地区。多年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多处墓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以龙为题材的文物，在金器、铜器、木器、丝绸、瓷器、陶器、玉器等质地的文物中都有栩栩如生的龙的形象。

　　1975年焉耆回族自治县博格达沁古城遗址附近的古墓中，发现了汉代龙纹金带扣，长9.8厘米，宽6厘米，重48克。这枚精美的金带扣为模压锤揲成型，扣面凸显一条大龙和7条小龙，群龙戏水，在激流中翻腾跳跃，充满动感。龙身镶嵌着绿松石和红宝石，龙身花纹和水波纹用金丝焊接而成，工艺十分精湛。带有扣舌的带扣是草原游牧文化的形制，但装饰的龙纹却是中原特色的纹样，属中原制品，由此可知这件八龙纹金带扣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学者们研究认为这件金带扣为汉朝中央政府赏赐给焉耆政权首领，死后又埋入墓中，是珍贵的礼仪用品，反映出汉朝中央政府对包括焉耆在内的西域三十六国（地方政权）的管辖与治理。

　　以龙为装饰的铜镜在我国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到了汉代更为多见，并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各地。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民丰县尼雅汉晋时期的墓葬里，发现了一面龙虎纹铜镜。铜镜出土时置于一锦袋中，银灰色，直径9.2厘米，镜背纹饰为一条龙和一只虎围绕钮座嬉戏一圆球，图案生动形象。镜体保存完好，纹饰清晰，镜面光滑，是一面铸造精巧的铜镜。龙集中了百兽之美，虎象征勇敢威武，古人将龙虎形象铸于铜镜之上，具有威严驱邪的象征意义。与这面铜镜同时出土的，还有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和“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织锦，充分表现了当时中原与西域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另外，考古人员在哈密市拉甫却克墓地中发现的一面唐代龙虎纹铜镜也颇引人注目。镜背面雕刻着精美的龙虎纹，并铸“上方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今守悉皆在……”28个汉字铭文，龙虎纹与汉字铭文的结合在出土铜镜中非常少见。在此墓地中还出土了一面四神十二生肖铜镜，让人感受到新疆古代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中原印记。

　　在古代龟兹人的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许多以龙为题材的文物，最为奇特的是一件马首龙身鹰翅纹陶范。该碗出土于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虽有残损，但碗外壁上的图案十分清晰。碗内壁上刻画一人背影，双手高举，身穿长袍，脚蹬尖足靴，是典型的龟兹人服饰。碗的外壁上下为浅浮雕波浪纹饰，中部饰有马首鹰翅龙身的动物，前蹄奋昂，鹰翅高展，呈疾驰飞奔状，生动传神，极富特色。还有一件在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的北朝龙首木雕，虽然只剩龙首，但龙口大开，龇牙怒目，雕工十分传神。

　　新疆出土的古代丝织品中也有不少龙的形象。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联珠纹绮，龙纹金色虎头有须，鹿状双角，口戏珠，蛇身无鳞，四足五只鹰爪，呈飞腾之势。图案中的龙，是典型的唐代黄龙造型，而联珠纹通常被认为是受伊朗波斯萨珊王朝纹饰的影响。带联珠纹的丝织品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很多，有联珠鹿纹锦、联珠孔雀纹锦、联珠狮纹锦等，流露出当时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痕迹。

　　阿斯塔那古墓还出土了一件鸟龙卷草纹绢绣，是东晋时期的精美绣品，中央绣一只佛教艺术题材的“共命鸟”，共命鸟的左右两侧则用黄、蓝等色丝线对称绣出龙的图案。两龙身形纤细，龙口张开，游走在大地上。这件绢绣图案中也反映出吐鲁番东晋时期汉文化与佛教等多元文化的融合。

　　龙的形象还出现于新疆出土的木棺中。1983年和田市布扎克古墓出土的五代时期的一件彩棺十分高大，长2.15米，宽75厘米，头端高68厘米，脚端高55厘米。棺表饰木作乳钉，并涂红色，四面分别彩绘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等图案。其中木棺侧板上画着一条巨龙，龙首蛇身，鹿角侧立于龙头两侧，怒目圆睁，龙口大开，呈嘶鸣欲吞状，身上的鳞纹清晰可辨，龙爪灵活摆动。龙体线条流畅，形象生动，体形巨大。

　　古人认为龙掌管着降雨，而降雨又决定着农耕的收成，龙成了农耕社会最主要的图腾。木棺出土的女性头侧随葬的一件白绫上，一面墨书于阗文，一面墨书汉文“夫人信附男宰相李旺儿”，可知墓主人叫李旺儿或与其相关。“男宰相李旺儿”的身世尚不清楚，但从他与当时的于阗王李圣天同姓这点可以推测，该墓葬群原是一处王族墓地，是尉迟家族的墓葬区。布扎克古墓出土的乳钉纹彩棺的形制，与山东省兖州市兴隆塔地宫出土的鎏金银棺十分相似，无疑反映了五代时期中原丧葬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龙的图案还见于新疆出土的瓷器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遗址出土的瓷盘、瓷碗上都饰有龙的纹样，是元代察合台汗国时期的遗物。这里出土的双龙纹印花碗，高8.5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6.6厘米，青白瓷，敞口深腹，弧形壁，砂底圈足，通身满施卵白釉。碗内刻有相互追逐驰骋的双龙纹，底部印有水藻纹。龙的特点是细颈疏发，身上斜方点鳞，蛇尾，三至四爪。另一件龙舞海浪纹贴花青瓷盘，口径33.8厘米，高7.7厘米，足径11.5厘米。青瓷，敞口，宽沿，斜壁腹，圈足。器形大，胎体厚重。通体施青釉，底部中心有一条舞动的龙纹，内壁饰有卷浪纹，外壁饰莲瓣纹。在我国古代，新疆不生产瓷器，阿力麻里古城遗址发现的这些瓷器都来自浙江、江西等地，反映了元代新疆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些瓷器，现在看来都是极其普通的生活用具，而在当时只有当地上层贵族能享用，可见龙在当地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新疆博物馆收藏的兴修库尔楚河渠碑，高245厘米，宽84厘米，由两块木板拼接而成，圆弧形首，上阴刻有“二龙戏珠”图案。碑上的左右两条龙图案相同，龙头、龙身、龙尾都雕刻得栩栩如生，龙的周围还刻着曲卷的云纹，象征着吉祥。双龙龙头朝上，正在迎接着一颗圆珠，圆珠下面雕刻着“百世流芳”四个字。从碑刻的16行汉字中可以看出，该碑是钦差大臣左宗棠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1880年由左宗棠副将王玉林撰写碑文，立于库尔楚西北，也就是现在的库尔勒市，反映了当时各族居民共同修建水利，恢复生产的情景。

　　昌吉回族自治州博物馆陈列的“建修博格达山庙记”碑，是清代修建的一尊彩绘龙纹碑刻，碑额为半圆形，高60厘米，底长76厘米，厚17厘米。碑的正面浮雕有“二龙戏珠”图案，为对称的两条彩绘龙，龙身粗壮弯曲，龙爪着地有力，两条龙的头部相向对着带有火焰纹的圆球，寓意为“二龙戏珠”。

　　在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总店里，一张横挂于大厅醒目位置的巨幅龙纹地毯，彰显着它的雍容华贵和与众不同。其年代应该在清代中晚期。该毯长4.78米、宽1.8米，以红色为底，主题纹样是两两相对充满动感的8条龙纹图案。占据主体的4条大龙，龙口大张，似乎在呼风唤雨，翱翔于空中，飞龙的四周散布着假山、云朵、小鸟等图案，整张毯面色泽饱满、图案清晰。清朝时期，由于西域地毯深受皇帝喜爱，新疆各地的伯克贵族们经常进京贡献地毯、和田玉石、艾德莱斯绸等物品。这条龙纹地毯有可能是新疆本地手工艺人根据清宫龙纹图案编织而成，对龙的神态把握十分到位。

　　龙在新疆各地文物遗址中出现较多，民间收藏的文物中也有许多龙的形象，各具特色，精彩纷呈，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它们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十分丰厚。龙文化在新疆的源远流长，说明了自汉代以来，中原与新疆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它们也见证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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