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读什么书？小说、诗歌还是散文？4月是全民读书月，明日又将迎来世界读书日，这个月你读了几本书？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丰富内心、启迪思想，那么古代的新疆读书人爱看什么文学作品呢？来，跟着小编到新疆各地出土、收藏的古代文书、古籍残页中寻找答案吧！

　　爱情故事“永远”流行

　　小说因曲折的故事情节，充沛的情感张力，深受人们喜爱。爱情更是小说创作“永恒”的主题。在古代也同样如此。

　　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唐代《韩朋赋》残页就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出土的这页纸两面文字使用楷书撰写，正面书写《韩朋赋》片段。

　　故事的主角是韩朋与贞夫，战国时期韩朋离家仕宋，其妻贞夫寄书以表思念之情，书信不幸为宋王所得。宋王爱慕贞夫文才，遣使迎贞夫到宫中，封为王后。贞夫思念韩朋，日益憔悴。宋王乃囚韩朋，遣其至青陵台服苦役。贞夫裂裙作血书，韩朋见书后自杀。葬韩朋之日，贞夫也投入墓穴和他死在一起，两人化为鸳鸯飞去。出土的《韩朋赋》片段，叙述了贞夫被诱骗上车，与婆婆互别时的场景对话。

　　韩朋与贞夫的故事，后被用来形容男女相爱、生死不渝的典故，还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句的原型。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焉耆镇下一处基层军事机构“沙堆烽”的故址。那时，这《韩朋赋》不知道充盈了戍边将士多少个孤寂的日子，给了他们多少情感慰藉。

　　古代民间传奇爱情故事《西厢记》几乎人人皆知。但你知道吗？《西厢记》在元代的新疆地区就是“流行小说”了。且末县塔提让乡苏伯斯坎遗址出土的《西厢记》抄本残页即说明了这一点。

　　残页保留的故事内容为：“倚定门儿手托腮，闷答孩地愁满怀，不免入书斋。倘冤家负约，今夜好难捱。闷损多情的张秀才，忽听得栊门儿哑地开，急把眼儿揩。见红娘敛袂，传示解元咳。莫萦心且暂停宁耐，略时间且向书帏里待。教先生休怪，等夫人烧罢夜香来”。

　　从文字内容来看，这是《董解元西厢记》中《仙吕调·赏花时》部分的内容，为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由元代人手书的《西厢记》实物，尤其是出现在边疆地区，它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称为《西厢记弹词》或《弦索西厢》，通称《董西厢》。主要讲的是唐代贞元间书生张珙，在普救寺邂逅已故崔相国之女崔莺莺，并产生了爱情，两人历经曲折，最终张珙考中状元，衣锦荣归，和莺莺团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奠定了后来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基础。

　　这件《西厢记》抄件残页的出土，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新疆地区人们的部分娱乐活动，也反映出当地人对中原传入的各类杂剧、戏曲等艺术形式的热爱。

　　三国人物传记人人爱看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流行”的文学作品之一，它跨越历史长河长盛不衰。与它齐名的《三国志》千百年来也一直深受人们喜爱。

　　古代新疆人有多爱看《三国志》？看它的传播速度就知道了。《三国志》写于公元3世纪末，仅仅在几十年里，就传入并流行于新疆地区了。现藏于自治区博物馆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和《三国志·魏书·臧洪传》抄本残卷，便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抄本残卷。残卷出土于吐鲁番市英沙古城遗址。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手抄本本卷为纸本，残存40行，墨书570余字。第一行仅存一“巫”字的左侧残划，是原文中“是岁刘备帅军伐至巫山秭归”中“巫”字左半部分；最后一行是“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中的“高”字止。与传世的宋刊本《三国志》核对，其内容完全相同。

　　这本《三国志》的抄写年代为公元265年至420年间，而陈寿的《三国志》写于公元3世纪末，可见其成书后迅速出现在西域，从中不难看出魏晋时期中原和西域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流，当时的文化传播速度之快，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三国志》传入西域高昌后（吐鲁番当时称为高昌），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以至于佛寺的僧侣们在抄写佛经的同时，抽空抄写了《三国志》。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影响之深。

　　诗歌“俘获”文人雅士心

　　我们都知道《诗经》中的诗句很美，古代新疆的文人雅士也深深被这种美感染着。

　　鄯善县洋海1号墓地出土的纸质文书中就有一批古写本《诗经》，内容分别为《诗经·大雅·荡之什》之《抑》《桑柔》《云汉》等。其中《大雅·桑柔》是反复劝谏君王要安民保民的长诗。

　　此外，1902年8月至1914年5月，日本僧人大谷光瑞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中，就有与《诗经》有关的纸质文书5片，“桃之夭夭”“薄伐猃狁”等经典诗篇赫然在列。这些有关《诗经》的文字，与中原流传的文本别无二致。

　　1905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墓葬里发现了一批纸质文书，其中《毛诗正义》是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简称《孔疏》，共40卷，是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毛诗正义》的古写本在吐鲁番出土，为了解儒家经典在吐鲁番地域的流传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1959年到1975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喀喇和卓两地发掘清理晋唐时期墓葬，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与《诗经》有关的文书。如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的古写本《毛诗·关雎序》，根据同墓纪年文书，被判断为北凉时期的遗物。1972年阿斯塔那524号墓出土了一批《诗经》残卷，有《周南·关雎序》《郑风·辎衣》，还有《小雅》之《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六月》。卷书题后有“义熙”字样，为麯氏高昌年号，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这批文书中《菁菁者莪》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既见君子，我心则喜”等关于爱情的美丽诗句，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

　　《诗经》中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流传到古代新疆地区，中原地区治国理政的思想也随之传入，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

　　佛家故事竟能写成剧本

　　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哈密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你敢信吗？它竟是一部剧本！

　　那么，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是一部怎样的剧本？剧中又讲述了什么故事？这本书的主人又是谁呢？

　　《弥勒会见记》是一部佛教讲义、梵文原始剧本，它属于小乘佛教派的舞台作品。取材于佛经中的救世主弥勒修行成佛以及解救众生的故事，以弥勒佛生平事迹为主线，从“出生”“出家”“成佛”“会见佛祖”到“拯救生灵”等故事情节，架构成一部宗教说理的原始戏剧。剧本文辞优美华丽，叙事生动流畅，想像丰富空灵，比喻巧妙机智，体现了剧本作者和译者高超的艺术水平。

　　《弥勒会见记》是一部27章(幕)的佛教剧本。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现存25章，缺26、27两章。

　　关于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抄写年代，一般认为是写于公元8世纪到9世纪间。主持哈密抄本的施主和序文作者名叫曲·塔什依甘。他为了死后能和弥勒佛相见，而让人抄写了这本宣扬佛教的作品。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没有标出曲调和出场人物，只标出了地点。每章中出场人物的性格非常鲜明，且充满了浓厚的剧本色彩。

　　除哈密地区，吐鲁番、焉耆等地也曾发现《弥勒会见记》抄本残卷。其中，哈密本残卷和吐鲁番发现的吐火罗文抄本残卷，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弥勒会见记》在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西域戏剧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综合天山网、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国新闻社、国家民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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