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嘉亮

　　丝绸之路的开辟，贯通了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通道。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书法，最早传播到了西域大地，并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中原与西域语言文字乃至书法艺术的交流，是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和西域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书法的历史，分享了灿烂光辉的书法艺术成果，形成了既与中原书法一脉相承又有地域特性的中国书法重要组成部分——西域书法。同时，西域书法的演变与发展又时刻见证着丝绸之路的荣辱兴衰，是丝绸之路上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

　　张骞凿空西域后，汉代中原文化快速向西域传播，作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播载体，汉文字及其书法首先进入西域。此时遗存西域的书法作品中，引篆成隶、古茂雄深的“裴岑纪功碑”记录的就是东汉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带领三千郡兵击败匈奴于伊吾北，杀死呼衍王这一未见史书记载的重要历史事件；隶兼篆意、瘦劲挺秀的“刘平国治关亭诵”摩崖刻石记录则是东汉永寿四年（158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秦人（汉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等6人在乌孙古道凿岩筑亭，稽查行旅，并在此修建关城的事迹；隶书至精、端庄严谨的《王族赠礼木签》为精绝王室成员之间互相应酬、赠礼的8枚汉文木简，充分说明西域诸城邦最初使用汉文作为官方文字，遂将汉文字及其书法进入西域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初。

　　以上三者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均是汉王朝经营西域、凿通丝路的金石见证，另外，西域遗存的大量汉代官印，如“汉归义羌长印”“司禾府印”等均是汉朝的中央政权给予西域地区的特殊制度和特殊官制所产生，也充分反映了中央政府与西域地区的关系。除了上述文献记载外，西域汉简中就有日逐王降汉后，一路由西域经河西送往长安的记录，从文物、档案和出土文献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从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天起，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就已成为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丝绸之路也由此正式凿通并发挥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书法艺术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西域书法发展的辉煌时期，更是通过书法相互沟通，确保丝路畅通的时期。

　　晋咸和二年（327年），戊己校尉赵贞在高昌叛乱，破坏丝路安宁，西域长史李柏请求出击赵贞，并致书焉耆王以取得对讨逆的支持，“遣使苻大往相闻通知消息”，庶免腹背受敌之虞，这封书法信使就是被公认为西域书法的典型代表、可与王羲之《兰亭序》媲美的《李柏文书》，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

　　出土于吐鲁番的《三国志》残卷是书法通过丝路向西域传播汉文化的典型代表，残卷以“捺笔极重，隶书气味很浓重”的经生体一方面展现了书法之美，另一方面也向西域展示了中原历史，促进丝路的畅通与发展。

　　经济活动是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社会交流活动，经济活动的正常发展也是丝绸之路畅通发展的最主要表现。西域遗存的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文书残纸，其中尤其是买卖券契一类，比如吐鲁番出土的《泰始九年翟姜女买棺契》《北凉神玺三年(399年)仓曹贷粮文书》等，均以书法为媒介见证着丝路上自由频繁的经济活动。

　　丝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保持畅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佛教的传播。随着佛教由印度进入西域并开始传播，石窟建筑即随之产生，石窟壁画艺术得以盛行，汉文字题记、抄经开始遍布西域各地，遗存下来的如元康六年（296年）的《诸佛要集经》写本残片，书体自然，墨色浓郁，是迄今世界上已知纪年最早的汉文佛经，至今仍在清晰诉说着丝路上的通畅自由。

　　盛唐时期，繁荣的丝路上自然也少不了书法这一文化使者的身影。唐朝在西域地区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交流体制，中原地区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汉文字应用普遍。1959年到1975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到唐代的墓葬四百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2700多件汉文文书，其中唐代的达到1700多件，超过60%。唐代公、私文书不仅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包括田制文书、文牒文书等公文书和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买卖等）、信牍等私文书，许多文书体现出很高的艺术价值，比如《唐麟德二年赵丑胡贷练契》《唐乾封三年张善熹举钱契》《高昌县申太平乡贮粮状》等。这些文书，从内容上见证了当时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从形式上真实展现了西域书法的空前兴盛。

　　唐代丝路的繁荣也表现在佛教的盛极一时，西域遗存的库木吐喇石窟、温巴什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雅尔湖石窟、吐峪沟石窟等大量唐代石窟中，均保留着一定数量的汉文题记，尤其是阿艾石窟，现存墨书汉文题记多达26处，其数量之多极为罕见，是研究唐代丝路文化、佛教、社会生活等方面不可多得的资料。

　　如果说钱币是丝路经济交流的使者，那么钱币上的汉文字就是丝路文化交流的使者。唐统一西域后于天山南北分设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故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在西域各地均有发现，而且西域本地政权在隋唐时期也有一些钱币的发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昌吉利”币，铭文隶书，方正见长，古朴苍劲，制作精美，足可看出高昌国高超的铸钱水平，是汉文化在西域的充分展现，也是丝路空前繁荣的深刻反映。

　　宋元时期，是西域民族与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时期。特别是元代，随着大量少数民族人（以畏兀儿人为最）沿着丝路的内迁，他们与中原汉族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影响下，产生众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和翻译大师。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迁西域人研习汉文、写汉字，具有一定的书学素养，成为推进丝路延续发展的最好使者，如康里巎巎、泰不华、迺贤、贯云石等。无论是涌现出大批卓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书法家，还是诸多少数民族文字作品中对汉字书法艺术的借鉴，均体现了宋元时期西域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之密切，也充分证明了丝路此时并未完全断绝。

　　到了清代，随着大批文人墨客来到西域，他们或留墨迹或拓临西域碑刻，保留了大量书法珍品和碑刻拓片，如乾隆御书的“格登山记功碑”。西域书法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空前的发展，也逐渐被世人所关注，吐鲁番学诞生，涌现出缪荃孙、杨守敬、罗振玉、王国维等一批研究吐鲁番学的学者，西域书法由此正式进入学者研究的领域，也完完全全成为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推动着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发展。

　　书法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在古丝绸之路的开通演变与发展繁荣中始终伴随，相信未来在践行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也离不开书法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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