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伟光
新时代以来,文化建设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个“新的历史高度”,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四个自信”前有一个带本质属性的前置限定词,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析这个重要论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四个自信”不是其他什么自信,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第二,“四个自信”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置限定词,这里的“文化”与“道路”“理论”“制度”一样,都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
文化自信的特殊重要性,很关键的一点,就体现在“四个自信”的整体结构上,体现在与其他“三个自信”的关系上。可以说,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绝非简单的形式上的量变,而是带有飞跃性的质变。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较早公开提及文化自信,很明显,一开始就将文化自信置于“最根本”的地位。那么,何谓“最根本”?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提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没有厚实的地基,就不可能盖出高楼大厦,即便能,也将是危险的。文化自信就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没有文化自信这个基础就没有其他“三个自信”,这就将文化自信“最根本”的地位给明确出来、凸显出来了。“基础”这个词,成为后来定位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关系的一个基点。
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正是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四个自信”正式提出。11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一“六个更”的完整表述出场。需要注意的是,与“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相对应,还有一个正式表述“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提出来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比较级的“更”是与其他“三个自信”作比较时的表述,单独表述时就可以用最高级的“最”,二者并不矛盾。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个重要论断是论“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材料。与这一重要论断相关联,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如是表述,“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具有“最根本”的地位,除了与其他“三个自信”相比的“六个更”,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好,“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也罢,都是将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作相对而言的比较,而“其本质是”“说到底是”则是说,文化自信内在于其他“三个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本质所在、根本所在。可以说,其他“三个自信”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形式,文化自信则是其他“三个自信”的文化底色、价值底蕴、雄浑底气,对于其他“三个自信”具有统领性作用。
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增加的文化自信与前“三个自信”并非简单并列的关系。为了加深理解,我们举例来说明。比如,德智体美劳的“德”不仅是智体美劳之首,更是育人的“根”、育人的“本”。德与智体美劳四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以德来统领智体美劳四者。由此可见,并列并非就是同一层次的简单排列,还可能是不同层面的立体架构,这就需要我们找到其间的内在关联,找到那个具有统领性的元素。“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与德智体美劳中的德一样,都是那个具有统领性的元素,都是“纲举目张”的“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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