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教师、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 米海萍

　　■巍巍昆仑为吾辈赓续中华文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

　　“昆仑”一词在中国早期文献中写作“崐崘”“崑崙”，字面上看与自然高山密不可分，为万山之宗。人们常用“巍巍昆仑”来形容中华民族伟岸不屈的人文品格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赫赫我祖，来自昆仑”，昆仑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与文明源起之地，是“帝之下都”，有着神圣崇高的地位，被视为原乡。昆仑文化承载着诸多崇高神圣内容，“神州处处有昆仑”弥散于中华各地，后来人们将认知视野集中于西部，判断昆仑山地理位置的最主要原则是黄河发源的地方。

　　“河出昆仑”是中国人历来的先验思想。神话中的“昆仑四水”皆源于天帝之神泉，滋润万物、造福众生，但存在于现实、滋养华夏文明的惟有黄河。河源是昆仑山的标志性地理坐标，随着历代王朝疆域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对西部的深入认识，人们普遍认为神话中的昆仑山在葱岭（帕米尔高原）。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到汉朝后，向汉武帝报告西域各国的情况。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之后汉朝和西域之间使者相望于道，“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除了执行政治军事方面的任务外，张骞担负着寻找“昆仑在何处”的重任。

　　葱岭为亚洲中部主要分水岭，亦是丝绸之路的大通道，其东西两侧的河流分别流向东、西，即相背而流。张骞把河水重源的传说带入汉朝，结合葱岭河水重源的地理事实，证实“河出昆仑”之说。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后，司马迁写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昆仑山和河源被中央政权第一次钦定，是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大事件。

　　今天来看，汉武帝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之举，有明显的政治战略、文化意图：一是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是着眼于“河源”与“和田玉”的地理条件与玉矿资源作基础；二是山脉系统随着国家政区增加而扩展，体现汉帝国西向开疆拓土的战略；三是通过钦定昆仑山，以“天命观”和“天下观”强化皇权；四是汉武帝钦定昆仑，普遍反映了古人对昆仑山作为生命起源的神圣崇拜。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开始对西域实施有效管辖。西域与中原同饮黄河水，且玉出昆冈，历史上的西玉东输之路由于阗开始；因昆仑所在，就是中国天下所至，天下由此而一家。

　　随着人们对西部地域的认识加深，进而对中国西部地理关注的范围更大，“黄河首起昆仑山”“伏源重流”成为盛说。直到清代的水利文献《行水金鉴》依然认同河水有重源且源自葱岭。

　　伏源重流，是西域广袤地理尤其是沙漠里经常出现的现象，也是黄河重源说的地理背景。当时的人们对葱岭地理的认识，对中亚河流有在地下潜行伏流的认知，于是生发出发源于葱岭的河水汇于罗布泊，由罗布泊通过地下伏流至青海积石山，再喷涌而出为黄河的“伏流重源”之说：于阗南山（昆仑山）是第一河源，汇于和田河后，又汇入塔里木河，而后再注入盐泽，通过昆仑山“隐沦之脉”方式，成为地下河潜流而行，在积石山重新流出成为地面上的黄河，积石山则被看成是第二河源。

　　这种看法历代皆一致，而且在清代前期更加强调此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朝大一统局面形成，以昆仑山为标志，将所辖境内山河一统于多民族国家之中。清乾隆时期的《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等文献，将黄河河源发自葱岭至罗布泊“伏流重源”，再至青海巴颜喀拉山，经由星宿海出的水系水流情况详细描绘出来，加强了对河出葱岭说的阐释与论证。

　　通过从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阐释，一方面再次将葱岭山水纳入《山海经》《尚书》及《水经》等经典地理文献所勾勒的中华山川河流体系中；另一方面将《禹贡》“导河积石”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中，与元明清以来西部地理的新发现、大一统国家建构的政治乃至国家疆域关联起来。

　　“河出昆仑”葱岭说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很多知名学者都遵从和认同此说。万斯同的《昆仑河源考》、胡渭的《禹贡锥指》、魏源的《海国图志》、戴震的《水地记》、徐松的《西域水道记》、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等著作，还有《回疆通志》《西陲总统事略》等，都认同“伏源重流”说。参与《四库全书》《钦定河源纪略》编纂的吴省兰在《河源图说》中确信河水重源且源于葱岭之论，激烈批驳否定河出葱岭说者是“诋”，这在清代学者中颇有代表性。

　　汉武帝钦定昆仑山，元世祖派人寻找黄河之源，清圣祖、清高宗组织编纂河源文献等，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在场话语。《钦定河源纪略》用国家意志和文化表征重构河源，强调黄河“伏流重源”，认为河水源于葱岭而在青海再出是“二水本一源”而“终归于一”，这既是自然地理的归一，也是统一王朝版图的归一。

　　“圣朝疆理西极殊域一家，自昆仑以下既已尽载图经”。其中由昆仑作纽带连接起来的“殊域一家”，不仅是地理的连接、国家疆域的连接，也是大一统观及管理体系中所体现的五方民族观的政治大连接，是边疆与内陆文化血脉的大连接。如此，在中国文化史上“河出昆仑”的文化意义大于地理意义。

　　总之，昆仑与河源是昆仑文化中突出的地理标志和文化符号，也是中国人天下观的象征与真实表达。因“昆仑正脉”入于中华版图，盐泽之水通过“潜地”方式与青海的黄河源头水流相续，塔里木河与黄河、新疆与中原，在地理上构成不可分割、牢固不可破的整体。通过国家在场，对河源在葱岭的认识问题达成一致，人们普遍接受葱岭河源说的同时，更加清晰地认同西域与中原相连的大一统观念。

　　河源昆仑不仅是标志性地理方位，也是中国人人生价值、生活意义的“地域胎记”。河源昆仑与悬圃瑶池、昆冈美玉，伏羲女娲、五帝、西王母等，成为“赫赫我祖，来自昆仑”的经典诉说，凝练为恒久记忆和华夏民族之根底，并承载于中华文明的伦理道德和崇高精神信念中，积淀为文化精神和文化自信。巍巍昆仑为吾辈赓续中华文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